工場需要被拯救？

之前討論過工作（所做的事）及勞工（做事的人）也需要被拯救，這次我們要探討做事的地方──工作場所也需要更新改變。

被尊稱為「現代管理學之父」的彼得．杜拉克（Peter Drucker）曾經被《時代》雜誌〈Time〉創辦人亨利．魯斯（Henry Luce）邀請他入職。這個職位有良好的待遇，薪金豐厚，是每個年輕作家的理想職業。但杜拉克還是拒絕了魯斯的邀請，他在自傳中表示魯斯招募了很多天分很高的人來為他工作，這些人一旦加入後就要按「魯斯風格」──新聞反映他個人的觀點，風格決定內容，簡潔性殺死了複雜性，小說式的寫法把每日的新聞報導變成了處境喜劇。結果這些「天才」加入後，一生就此寫不出什麼著作，甚至在離開之後也是如此。杜拉克認為魯斯給的高薪和溺愛是一種對才智的謀殺。

現代工作的高度分工及專門化扼殺了創意，甚至不鼓勵創意。人進入這個勞動市場，異化成機器中的齒輪，不需要獨特，又或者是不可以獨特，因為我們需要的是每顆齒輪也可以輕易地被其他齒輪取代，而且適合那工作環境的齒輪，樣式只有一款（不過齒輪可以有很多後備）。當然這是牽涉到現代工作轉變的問題，這方面的討論可參閱《工作需要被拯救？》。

但這更加牽涉到一個更大的問題，就是在工作場所之中，缺乏了社群的連結。人需要社群，儘管這個世代自由主義彷彿充斥著整個主流，我們強調個人的選擇與喜好，但是我們仍會受我們身處的社群影響。作為信徒，這個影響更為明顯──為著基督所愛的普世大公教會，我們會犧牲自己的權利。而然，現代的工作場所並不利於社群的建立。當我們觀察舊區的時候，我們會發現店鋪的老闆、雇員以至顧客（居民）產生結連，彼此互相影響，大家不止是一個員工與上司、顧客與員工的關係，更可以是朋友，彼此影響大家的日常生活。今天的社會，包括企業，對道德倫理普遍持一個懸置的態度，缺乏一個對理想生活的願景，或者該說惟一的願景是財務自由、擁有豐富物質的境象，缺乏對何為善、何為好的共同基礎，惟一的共同基礎就是金錢，以致職場中員工的共同目標就是利益最大化。職場中的群體淪落至以此目標為衡量事物的標準，這故然乎合現今社會的實況，卻不能滿足人的基本需要。在欠缺一個共同對理想生活的追求下，職場員工難以真誠地建立關係，更枉論建立一個休戚與共的社群。

人需要與其他人建立關係，作為人類史上最有智慧的人所羅門對人與人的關係曾作出以下評價：「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，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沒有別人扶起他來，這人就有禍了。再者，二人同睡就都暖和，一人獨睡怎能暖和呢？有人攻勝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；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。」（《傳道書》四9-12）人生中最黃金的四十年就在職場之中，如果在這段期間難以與他人建立一個有意義的真誠關係，未免是人生的一個遺憾。作為信徒，我們可以如何打破這困局呢？個人而言，我們可以積極主動地在我們身處的環境與人建立真誠的關係。在聖經中，提及到關於友誼的原則或聖經例子並不少，當中最經典的不得不提大衛與約拿單。他們為對方付出，有極深的感情，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是視對方為利用的工具，而是要成全對方──即使他們彼此可以說是掃羅王位的爭奪者。這種關係，借用亞里士多德的模型，可以說是一種「德行之交」。

群體而言，我們需要有一個「共同善」的基礎，因為只有在這基礎下，才有可能有一個深度的交往，激發彼此成長。在一個後現代的社會中，在職場提出一個非利益的「共同善」似乎有一點不切實際。可是，實際上，我們每個人仍然對「善」有一個概念、一個想法、一個希望，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下，我們應該可以彼此坦誠分享心中的想法，並透過討論達到一個大家認同的「善」；放棄討論，只是讓被罪玷污的世界告訴我們甚麼是「好」──哪管大家心底裡可能也不是如此認為。

（同時刊載於 恩典・哲・算）